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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学习心得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是在2016年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 7月8日起正式施行的。在7月17日《问责条例》全文公布。7月19日,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即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用担当的行动诠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解读了《问责条例》,指出了“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的核心思想。早在今年初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整合问责制度,健全问责机制,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这也就表示《问责条例》将党内问责的实践创新成果固化为制度,以问责倒逼责任落实,再次释放出全面从严治党的强烈政治信号。
通过学习《问责条例》,我觉得其操作性可体现分为“五个明确”:
   一、在问责主体上,明确了“谁来问”
常态化的问责,首先要明确问责的启动机制,解决“谁来问”的问题。过去普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靠人而不是靠制度来启动,也就是靠领导干部启动,领导有批示就启动问责。其本质体现的是人治思维,具有随机性、不确定性,也不严肃、不规范。 启动机制需要制度化。《问责条例》第四条明确,“党的问责工作是由党组织按照职责权限”负责实施。第八条规定,“问责决定应当由党中央或者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作出”。也就是说,问责是自上而下的问责,是各级党组织履行管党治党职责的重要方式。该问责不问责,是党组织的失职失责,同样应受到其上级党组织的问责。对此,《问责条例》第六条第三款规定,“发现问题不报告不处置、不整改不问责”,就要追究责任,决不能搞下不为例、网开一面,以致形成“破窗效应”。根据这些要求结合工作实际情况,我局党工委成立了以党工委书记任组长,两名党工委成员任副组长、各科室负责人、在职党支部书记、纪检小组组长为成员的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构建了机制框架。并分别明确与细化了党工委、纪检小组、机关各科室和各水文监测站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目标任务。在实际工作中,坚持求真务实,是哪一级的责任,就由党工委负责追究哪一级,该采取什么问责方式就采取什么方式,进一步落实与明确了“谁来问”的问题。
 
  二、在问责对象上,明确了“要问谁”
《问责条例》第四条明确,问责对象是追究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的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具体包括三类重点对象:各级党委(党组)、纪委(纪检组)、党的工作部门及其领导成员,重点是主要负责人,体现了“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的基本原则。而第十条“实行终身问责”,则意味着领导干部对工作中责任必须终身负责。 第五条强调“问责应当分清责任”,对以上三类问责对象的责任进一步明确为:“党委(党组)在职责范围内负有全面领导责任,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直接分管的班子成员承担主要领导责任,参与决策和工作的班子其他成员承担重要领导责任”,不仅明确了“谁来负责”,也明晰了“负什么责”,有多大权力就得负多大责任,体现了“权责对等”的精神。
我局在机制框架下,以“高标准、严要求”的目标,进一步明确了局领导班子成员的分工和责任,建立健全了以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为具体负责人,各站、各科室负责人为主要责任人的“一岗双责”责任制,逐级分解、层层落实、具体到人。我局党工委书记与各科室、测站负责人都一一签订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做了承诺,立了“军令状”,进一步加强了责任感,明确了责任人,建立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制网络,实现了党风廉政全员零死角全覆盖。尽管这样,但哪一级组织或个人失职失责,就必须被问责。这也进一步明确了“要问谁”的问题。
 
  三、在问责事项上,明确了“问什么”
现行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关于问责既存在多头立规的问题,对同一事项的规定散见于多部党内法规,表述不统一、不规范,又存在责任内容不够聚焦,没有突出坚持党的领导、紧扣全面从严治党的问题。《问责条例》以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督促党的领导干部践行忠诚干净担当为目标,紧扣“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剑指一些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不担当、不负责,不作为、乱作为这个突出问题,细化问责内容,在第六条明确提出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维护党的“六项纪律”不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坚决、不扎实等六个方面具体问责事项,指向清晰,内容具体。
我局在推进着力严明五项纪律中,分别一一对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财经纪律、生活纪律、工作纪律做了具体的要求与阐述。尤其对工作中存在的“庸、懒、慢、浮、贪”等问题,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现象进行了相关的规定。从而明确了“问什么”的问题。
 
   四、在问责方式上,明确了“怎么问”
现有各类问责规定中,共有14种问责方式。包括批评教育、作出书面检查、给予通报批评、组织处理、调离岗位、引咎辞职、党纪军纪政纪处分、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等在内的14种问责方式,此次对这些问责方式进行了整合。《问责条例》第七条将这些问责方式整合规范为对党组织的检查、通报、改组3种方式。针对党的领导干部将问责方式规范为四类13种方式:一是通报。对通报对象,还必须批评教育、责令纠错。二是诫勉,包括谈话诫勉、书面诫勉两种方式。三是组织调整或组织处理。包括停职检查、调整职务、责令辞职、降职、免职五种方式。四是纪律处分。依据《纪律处分条例》,对党员的纪律处分包括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等五种方式。
鉴于我局实际情况,目前没有配备纪委书记,为弥补不足,我局及时成立了纪检监察组、综合工作督导组,并由党工委书记、局长牵头,其他党工委成员配合开展工作。保证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与业务工作有序的穿插进行, 建立了纪检线索举报台账,实行查摆问题库存制,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要求零库存消化。针对发现的问题做到限时办理、限时办结,对于已经办结而需作出处理的,则由纪检小组报告党工委及上级党委,按照《问责条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相应的处理。进一步明确了“怎么问”的问题。
  
  五、在问责执行上,明确了“保障问”
《问责条例》第九条对问责决定的落实提出了五条措施:
一是宣布督促。问责决定要及时向被问责党组织或者党的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党组织宣布并督促执行。二是归档备案。有关问责情况应当向组织部门通报,组织部门应当将问责决定材料归入被问责领导干部个人档案,并报上一级组织部门备案。三是职务调整。涉及职务调整的,组织部门应当在一个月内办理完毕相关手续。
四是检讨检查。受到问责的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要向问责决定机关写出书面检查,并在民主生活会或者其他党的会议上作出深刻检查。五是曝光公开。要建立健全问责典型问题通报曝光制度,采取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方式问责的,一般应当向社会公开。这些措施严格规范、公开透明,便于操作、便于监督,是推进问责工作的有力保障。
 
  以上问责方式:一是从适用对象上来看,明确了对组织、对个人的问责方式。《问责条例》追究的是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因此无论是党组织,还是领导干部,只要失职失责,都应采取适当的方式,予以问责。二是从严重程度上来看,由轻到重。需要指出的是,以往党内法规中,多认为通报重于诫勉,如《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就指出,对“情节较轻的,给予批评教育、诫勉谈话、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情节较重的,给予通报批评”。而按照《问责条例》的规定,诫勉重于通报。因为依据中央组织部出台的《关于组织人事部门对领导干部提醒、函询和诫勉的实施细则》,受到诫勉的领导干部,六个月内不得提拔或者重用,这显然要重于通报。三是从方式运用上来看,《问责条例》明确指出:“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这主要是考虑到,在问责实践中,有时需要采取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的“双处理”手段。四是从问责决定上来看,规范了权限和程序。《问责条例》第八条规定,应当由党中央或者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作出问责决定。其中明确:对党的领导干部,纪委(纪检组)、党的工作部门有通报、诫勉的决定权,提出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的建议权。这就把问责的责任不仅落实到党委(党组)、纪委(纪检组),也分解到组织、宣传、统战等党的工作部门,这是问责制度的一个重要创新。五是从问责属性上来看,体现了纪言纪语。《问责条例》着眼依规管党,凸显对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政治责任的追究,体现了把纪律挺在前面、纪法分开的理念,因而对行政问责、法律问责不作规定,但并不是说不追究政纪责任、法律责任,该追究同样必须依照有关规定或法律严肃追究。
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制度,问责条例就是要把利剑高悬,告诫和警示全党,党中央对问责是动真格的,党的领导干部不担当、不负责就要被追责,谁也不能例外,谁都必须尽责。执行制度关键在人,关键是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敢于较真碰硬、狠抓制度落实,真正把管党治党的责任担当起来。只有把自己摆进去,紧紧围绕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破除好人主义、一团和气,让失责必问成为常态,才能让问责条例落地生根,成为党员履职尽责的有力约束和护身法宝,确保党的团结统一。我局党工委将在省局党委的坚强领导下,以持续创新、更加清晰的思路、更加严格的要求,正确引导每个党员和干部,提高党性修养与水文业务水平,为水文事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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